第五章 议?会

    议会群体中的成员表现出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特征——他们的意见的简洁化——他们易受暗示，但有局限性——他们始终不变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优柔寡断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获得名望的原因——他们是议会真正的主人——他们施展出来的绝对力量——演说艺术的要点——没有名望的演讲者劳而无功——议会成员的感情夸张——国民公会的实例——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家在技术性问题上的影响——议会制度的优势和危险——迎合时代需要，但会造成财政浪费和对自由的限制——结论。

    我们在议会中发现了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实例。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会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有极大不同，但是它们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人们能够感受到种族的影响力可以削弱或是强化了群体的普遍特征，但并不会妨碍它们的表现。存在差异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进行辩论和投票中都体现出很多相似之处，这让各自的政府面临同样的难题。

    然而，议会制度象征着所有现代的、有文化修养的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人们观念的反映，也就是说在某一种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群人更能够对一个既定的话题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这种观念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极其荒谬的，却得到普遍的认可。

    我们在议会中也能发现群体的普遍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压倒性作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构成，它们也带来了一些颇具特色的表现，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简短的说明。

    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都会拥有这种亘古不变的倾向，即通过最简单的抽象原理和适用于所有案例的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抽象原则会随着党派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就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会尽最大的可能贯彻它们。因此，议会尤其会代表极端意见。

    议会所特有的非常朴实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最为完美的实例。他们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他们的大脑里装满了十分模糊的普遍性观念，他们忙于贯彻一成不变的原则，不考虑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在谈论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在没有亲眼见证的情况下，经历了一次革命。在一些引导着他们的非常简单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幻想着能够将社会从高到低重新塑造一次，但结果是，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衰落到社会进化更加早期的阶段。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寻求的方法，与绝对质朴的人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摧毁了所有挡住他们去路的障碍。他们无论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都受到了同样的精神的鼓舞。

    议会群体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而且在所有群体的事例当中，那些暗示都是来自拥有名望的领袖。但是议会群体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还有着明确的界限，将这一点提出来非常重要。

    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里的任何成员都持有一成不变的意见，所有论证都无法撼动它。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即便有着狄摩西尼的天分，也无力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由这些选民在投票的时间到来之前就发出的暗示，完全可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取消的建议，维护意见的绝对稳定。

    关于普遍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征收一种赋税等——就不会有任何一成不变的意见了，领袖的建议可以发挥作用，尽管它与普遍群体中的方式不太一样。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但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时常会发现自己处于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所以优柔寡断是不可避免的。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能看见他在15分钟之内就会做出完全对立的投票，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令其被撤销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的选择和开除工人的权利，而后又增加一条差点撤销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相同的理由，每一届议会都会有一些极其稳定的意见和一些特别容易改变的意见。从整体上来讲，普遍性的问题数量更多，所以，在议会当中优柔寡断的态度总是处于主导的地位——之所以优柔寡断，是因为它永远留存着对选民的恐惧，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建议都是非常隐秘的，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但是，在那些数不胜数的辩论之中，当涉及的问题议员们没有预先形成强烈的先入之见时，领袖依旧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如果形成群体的人没有领袖，他们将会一事无成，所以通常来说，议会中的投票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只局限于非常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望。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情况失去名望，他们的影响力也会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是属于个人的，独立于那些头衔或名声。谈及这一事实，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的赫赫有名的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实例：

    在两个月以前，路易?拿破仑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现在却无足轻重了。

    维克多?雨果走上了讲台，但并未取得成功。人们倾听他讲话，就如同倾听皮阿讲话一样，不过他没有获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的想法”，在谈到皮阿时，沃拉贝勒跟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虽然基内拥有着超凡的智慧，天资聪颖，却得不到别人的重视。在议会开始之前，他的确有些小名气，但在议会的进程当中，他却是个无名小卒。

    能够对天资聪颖的人表示漠不关心的，必定是政治集会。它们只会去留意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能够帮助党派进行辩论，并不在乎它是否有利于国家。若想要得到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仰慕，需要急迫而无法撼动的利益激励才行。只要危险消失得无影无踪，议会就会马上忘记它的感激和遭受到的惊吓。

    我援引上面这些话，是因为包含着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种种解释，其中并没有谈及多少心理学的知识。群体但凡服从于领袖，不管是党派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都会迅速失去自身的特性。服从领袖的群体会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这种服从完全不受任何的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赫赫有名的众议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他的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之前的那次竞选当中，出于一些财政方面的问题被其他竞选者打败，这件事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只需做出一个手势，内阁就会被推翻。一位作家用下面的几句话阐述了他的影响力的作用范围：

    说到这位m先生，他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平时的三倍之多，主要是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长时间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我们失去了在占领埃及的时候所拥有的那种压倒性的优势。m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更为巨大。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挖苦和讽刺受到质疑的领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归因于他遵从大众的意见，而这种大众的意见在殖民地的事务上，并没有超越之前的水平。领袖极少能够走在大众意见的前面，他所做的一切总是为了顺应大众的意见，因此会助长这些意见当中的所有错误。

    我们所讨论的关于领袖进行说服的方法，除了他们自身的名望之外，还包括我们已经列举过很多次的因素。为了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这些手段，一个领袖必须做到对群体的心理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清楚应该如何跟他们谈话。并且提醒他，要特别去了解语言、套话以及形象所产生的神奇力量。他应该拥有一种特殊的表述能力，它包括强有力的断言——卸去证据的包袱——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并且伴随有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证。在所有的议会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辩才，当然也包括英国议会，尽管它是所有议会当中最严肃的。英国哲学家梅因说，

    在下议院的辩论中，我们往往能够看到辩论的全部内容只不过是软弱的大话和暴躁的个人之间的猛烈对峙而已。这种具有普遍性模式的表述会给一个纯粹的民主想象施加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的话语表达出来的普遍断言是非常容易的，即使它从未得到过验证，或许也不存在被验证的可能性了。

    关于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惊人的话语”，不管我们怎么说它都不为过。在不同的场合下，我们已经数次谈及话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挑选上，必须以能够激发出生动的形象为基准。下面这段话节选自我们一位议员领袖的演讲，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这艘扬帆起航的船向坐落着我们监狱的疾病横行的大陆驶去，将名声不好的政客和犯有谋杀罪的无政府主义者监禁起来，这对共患难的兄弟可以在一起促膝交谈，将彼此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之中互惠互补的两派。

    通过这种场景引发的形象是非常生动的，演讲者的所有对手都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了威胁似的。他们的脑海里会显现出两幅画面：一片疾病横行的大陆，一艘能够将他们带走的船。不是也存在将他们放在那些没有进行清晰定义的可怕政客中间的可能吗？他们体验到的潜在的恐惧，跟之前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相威胁的演说带给国会议员的感觉一样，处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人们一定会向他投降。

    喋喋不休地说些大话，领袖总会从中获得利益。我在之前援引过的那位演说家能够断言——而且不会引起暴力的反抗——银行投资家和僧侣对投掷炸弹的人进行资助，因此那些有名的财政企业巨头理应受到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这种断言总会在群体中产生有效的作用。就算是再强烈的断言，再有威胁性的宣言也都不为过。没有什么要比这种雄辩的表述更能令观众感到畏惧。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害怕，如果他们站起来反抗，他们也会被视为叛徒或其同伙而遭到镇压。

    如我所说，这种特有的雄辩的表述模式会在所有的议会中都极为有效。在危难时刻它的作用会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中，那些伟大的演说家的演讲，读起来非常有趣。他们无时无刻不认为自己必须首先公然抨击犯罪、提倡美德，随后再对暴君进行恶意的咒骂，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人全都站起来热烈鼓掌，然后，冷静下来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群体的领袖有时会拥有非常高的智商，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拥有这些品质对他们非但没有好处，反而会给他带来很多危害。倘若他想要了解事物的复杂程度，允许进行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让他变得宽容，这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任何的时代，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体的伟大领袖拥有的狭隘思维让人们感到遗憾；但是准确地来讲，也正是智力受到最大限制的那些人拥有最为深远的影响力。

    在那些演讲当中最负盛名的演说，也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经常会有令人感到疑惑的不连贯性，单纯看他的演说会让人感到迷惑不解，这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独裁者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教学表述的常识和赘言，用来教育孩子头脑的再平常不过的拉丁文化，攻击和辩护的惯用观点只不过是小学生的谬论。毫无思想，毫无欢快的措辞变换，或是切中要害的讽刺。疯狂的断言让我们感到无比厌倦。在经历了这次令人十分不愉快的阅读之后，人们或许会同和蔼可亲的德穆兰一起高呼：“唉！”

    有时候一想到将强大的信念与拥有极端狭隘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会给予一个拥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就会让人毛骨悚然。一个人要想忽略眼前的障碍，展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条件。群体本能地在拥有力量和信念的人当中辨别出它的主人，他们总是需要这样的人。

    在议会当中，一个成功的演讲几乎全部依赖于演说者本人所拥有的名望，而不是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关于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明就是，当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失去了名望，那么与此同时，他就会失去自身全部的影响力，即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说者手持一篇包含有丰富论证的演讲稿登上讲台时，假如他只有论证，那么他最多也就是让人听听而已。一个拥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通过下面的这些话描述了一位缺少名望的众议员：

    当他走上讲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有条不紊地在面前摊开，带着无比坚定的信念开始了他的讲演。

    他夸耀自己，认为可以把激励了自己的信念灌输到所有听众的大脑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论证；对那些数字和证据有着十足的信心。他很确定自己完全可以说服听众。在他所举出的证据面前，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劳的。他开始演讲，相信自己同事的眼力，认定他们必然会赞同真理。

    他刚刚开口就已经对大厅里的焦躁不安感到大为不解，听众们产生的噪音让他或多或少有点恼火。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安静一点呢？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能集中注意力呢？对于正在讲话的人，那些众议员在想些什么？到底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会让这个或者那个众议员离开自己的座位？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他皱起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舞下，他重新开始了演讲，加重了说话的腔调，做出各种手势。围绕在他身边的噪音越来越强，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再一次停了下来。最终，他因为害怕自己的一言不发会引发令人胆寒的呐喊：“闭嘴！”就又开始了演说。人们的大声喧闹让人无法忍受。

    当议会极度亢奋时，它们成为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完全一样的群体，这时它的感情就会表现出总是走极端的特点。我们能够看到它们会做出最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罪行。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他将会彻底迷失自我，投票支持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说明了议会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丧失自我意识，让那些与自己的利益相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对于达官显贵来说，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一种巨大的牺牲，然而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国民议会的成员放弃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将自身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下，然而，他们选择了这样做，他们并不害怕在自己的阶层中大开杀戒，尽管他们心里都很明白，今天他们的同伴被送上绞刑架，或许他们明天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我在先前描述过的完全无意识的状态，没有任何因素可以阻拦他们赞成那些将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下面的一段文字摘自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这段话非常典型地讲述了这种情况：“那个备受我们谴责的决定……”他说，“那个在两天前我们还不想做出的决定，居然就通过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就是危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因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所有慷慨激昂的议会上，我们都能见到相同的无意识现象。泰纳说道：

    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一些让他们痛恨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仅是荒诞愚蠢的，简直就是犯罪——杀害无辜的平民，杀害他们的朋友。左派在右派的支持下，达成全体一致，在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中将丹东，他们的绝对领袖，这场伟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绞刑架。右派在左派的支持下，达成全体一致，在喝彩声中投票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议会全体成员一致，在仰慕和热情的呐喊中，在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充满同情心的赞扬当中，不由自主地一再进行改选，让嗜杀成性的政府依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平民派厌恶它，是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是因为它草菅人命。平民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一致赞成对他们之间的互相残杀进行帮助。牧月22日，整个议会将自己的命运转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演讲之后的一刻钟内，相同的事情又被这个议会做了一次。

    这幅画面看起来会显得比较忧郁，但是它非常准确。当议会受到刺激和迷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他们会成为极不安定的一群人，受制于所有的刺激。下面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他是一位民主信仰不会受到质疑的国会议员。我把《文学报》上这段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援引如下。它为我之前曾经描述过的夸张感情这一群体特征，为它极端的易变性——这能让它无时无刻不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与其完全不同的感情——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范例。

    共和党派因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怀疑，也因为它的盲目自信和无止境的愿望而走向毁灭。它的天真坦率完全等同于它的普遍的不信任。与没有法律意识，以及对纪律的缺失相伴的是无限的恐惧和幻象；从这些方面，农民和孩子们也比他们强不少。他们的平静就如同他们的不耐烦一样严重，他们的狂暴可以与他们的顺从相提并论。这种状态是一种没有足够成熟的秉性以及缺乏教育的自然结果。没有任何事能够让这种人惊讶，但是任何事情都能够让他们惊慌失措。出于恐惧或是出于对英雄主义的英勇气概，他们既可以赴汤蹈火，也可以做个无名鼠辈。

    他们会忽视原因和结果，以及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们时而灰心丧气，时而趾高气扬，他们极易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他们要么就是精神高度紧张，要么就是心情极度抑郁，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处在事态所要求的情绪或是状态之中。他们要比流水更加易变，思维紊乱，行为无常。我们还能期待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

    幸运的是，从上面所描述的特点来看，它们并不是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才可以组成一个群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都会保留他们的特点，这解释了为什么议会能够制定出非凡的法律。其实，制定这些法律的人都是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幽静的书房里草拟这些法律大纲的，因此，投票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并非集体的产物。当然，这些法律都是最出众的。只有当一系列的法律修正案转变成了集体努力的产物，它们才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群体的产物无论品质如何，同一个被孤立的个人相比较，总会显得非常低劣。专家们阻止着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其实就是群体的临时领袖。议会并没有在他的身上施加影响力，反倒是他可以影响议会。

    尽管议会的运作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是，议会仍旧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出色的统治方式，特别是人类已经找到的逃离个人暴政的最好的方式。无论是对于哲学家、思想者、作家、艺术家或有深厚学识的人，用一句话说就是，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体系的人来说，议会毫无疑问是政府的最理想的形式。

    不过，在现实中，它们也表现出两种严重的危险性，一个是无法避免的财政浪费，另一个是对个人自由的约束。

    第一个危险是紧急状态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结果。倘若议会里的一个成员提出了一项明显迎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提案中建议确保为所有的工人提供养老保险，或建议为任何等级的国家雇员提高薪金水平，而其他众议员因为十分惧怕他们的选民，就会成为这一项提议的受害者，看起来，他们不会无视后者的权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尽管他们都非常清楚，这是在为国家预算带来新的负担，使新型赋税的产生成为必要。他们不大可能在投票的时候犹豫不决。提高经费支出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自身招致不愉快的结果，当他们开始为了连续参选而抛头露面时，投出反对票所产生的后果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第一个扩大财政支出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因素，即必须投票支持那些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位众议员无法抗议这种政府资助，因为他们再一次代表着选民们迫在眉睫的需求，也因为每一个众议员只有赞同自己同事的类似要求，才具备为自己的选民申请政府资助所必备的条件。

    上面所谈到的第二个危险——由议会实行的对自由不可避免的约束——看上去并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尽管如此，它却是非常真实的。这是大量的法律——它们往往是一种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缺乏远见，所以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了解投票的结果。

    这种危险当然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即使是在英格兰这种能够提供最被大众所认可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里，也无法摆脱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曾经在一本非常古老的著作中指出，表面自由的增长必然会伴随着真正自由的衰落。他在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再次阐述了这一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阐述了如下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快速增加的独裁性措施持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会颁布数量众多的法规条例，在过去的公民行为完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施加约束条件，逼迫他们去实现在之前不用非做不可的事情。同时，公共的事务会变得越来越沉重，尤其是当地的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随意支配的盈利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按照自身的意念进行消费的额度，进一步约束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于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拥有赫伯特?斯宾塞没有提到的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众多的立法措施——大体上来讲，几乎都是限制性的法令——的通过，必将会增加施行它们的行政人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些行政人员倾向于成为文明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他们拥有着更大的权力，是因为政府在不断的更迭之中，只有他们可以免受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用担负必要的责任，不需要个性，永恒地存在。但凡是实行压迫性的专制统治，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断制定具有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将最无足轻重的生活行为团团围住，难免会将公民随心所欲的活动空间限制得越来越窄。各个国家都成了谬见的受害者，它们认为更好地保障平等和自由就是尽可能多地制定法律，所以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束缚。由于他们适应了这样的约束，很快就会渴望被主子所奴役，失去所有的自发精神与精力。那时他们不过是虚幻的人影，消极的、无力抵抗的行尸走肉。

    倘若达到了这种程度，个人就会开始四处寻找在他的体内不复存在的力量。政府的各个部门必将同公民的漠不关心以及孤立无援共同增长。所以他们必须展示出个人所缺乏的主动性、首创性和引导精神。这逼迫他们承担一切、领导一切，将一切都处在他们的保护之下。国家会因此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拥有的力量既没有持久性，也不强大。

    在一些特定的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虽然表面上的认可能够让它们产生一种假象，以为自己仍旧拥有着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结果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人类文明都无法摆脱的衰退期的先期征兆之一。

    通过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颇具震慑力的先期征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达到了衰退期之前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阶段。每一个民族都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相同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会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利用简短的话阐述人类文明这些共同的发展阶段是非常容易的事，我将会对它们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以此作为本书的结束语。这种速记式的说明，或许能够对了解当今群众所行使的权力的原因有所启发。

    倘若我们依照主要线索，对于存在于我们之前文明的伟大与衰落的原因进行概括总结的话，我们能从中发现些什么？

    在人类文明产生的初期阶段，由于迁移、入侵或征服等原因，一群来源不同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将这群人连接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的纽带，是某个头领没有完全得到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极其突出的群体特点。他们有群体短暂的凝聚力，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非常冲动，也非常狂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非常稳固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是粗鲁的野蛮人。

    最终，恒久的岁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周围环境的特性，种族之间不断进行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组成一个种族，即一个拥有共同特征与感情的群体，它们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下越来越稳固。这群人已经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完全有能力将自己从野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然而，只有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重新开始，从而让它获得了一种理想以后，它才可以完全成为一个民族。这个理想具备什么特性并不重要，不管是对罗马帝国的崇拜、雅典的强大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构成种族的每一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个拥有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崭新的人类文明就会诞生。这个种族在追求这种理想的过程中，会接连不断地获得能够让它建立丰功伟绩所必备的珍贵品质。毋庸置疑，它在某些时候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我们发现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种坚固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秉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的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完成其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无论是神还是人，都无法摆脱它的束缚。当一个人类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的阶段之后，就会停滞不前，而一旦停滞不前，就注定会进入灭亡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阶段就降临了。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的主流理想的逐渐衰退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受到它的启发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这种理想的逐渐消亡，种族将会不断失去让自己变得无比强大，团结一致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提高，但是这种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还伴有个性的衰弱和行动能力的弱化。原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成为一群缺少凝聚力的个人，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凝聚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渴求分离开来的人，已经不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所以，即使是在最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这种古老理想的丧失，种族的秉性也会彻底消失。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归到自己原始的状态——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一致性，也没有未来，只拥有乌合之众那些稍纵即逝的特征。现在，它的文明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群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掀起了野蛮的浪潮。文明或许仍然绚烂，因为漫长的历史赋予了它出众的外在美，但是从现实来看，它已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便会彻底倾覆。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自身的优势时，就会开始衰落和灭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