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宗教感情的意义——它不取决于对神的崇拜——它的特点——信念的强大是因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案例——群体的上帝从未消失——宗教情感起死回生所采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无神论——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是群体的宗教感情而非独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不具备论证的能力，他们要么会完全接受观念，要么彻底拒绝；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入侵了他们整个理解区域，并且立刻表现出将它们转变成行动的倾向。我们还证明，对群体施加适当的影响，它就会随时为自己信奉的理想主义赴汤蹈火。我们还看到，它们只能产生强烈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憎恶一旦在心中生成，也会立刻转变成仇恨。这些一般性阐述，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群体信念的本质。

    当这些信念经过严格的检验之后，显然还会发现，无论是在以狂热的宗教信仰著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剧变的时代——例如上个世纪的状况——它们总是采用一种特定的形式，除了用宗教情感称呼它之外，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名字了。

    这种情感有着非常简单的特点，例如崇拜某个具有至高威信的人，对于生命所必不可少的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讨论其信条的能力，散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所有它们不能接受的人看作敌人。无论这种情感涉及的对象是一位不可见的上帝、一块木头或是石头偶像，还是一位英雄或是一个政治观念，只要它表现出了以上所说的特点，它就总是会保持宗教的本质。它还会在同等程度上展现出超自然和神奇的因素。群体会下意识地将一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唤醒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得胜利的领导者。

    当一个人崇拜一个神的时候，他还算不上是有信仰的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大脑中所有的资源、所有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和标准时，才能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偏执和幻想是宗教感情必不可少的伴侣。那些认为拥有现世或永恒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当群体里的人受到任何形式的信念的启发时，这两种特点就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找到。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从本质上和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相同的来源。

    群体的信念拥有盲目的服从、猛烈的偏执以及对大肆宣传的需要等这些宗教情感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它们所有的信仰都有一个宗教的形式。受到群体赞扬的英雄就是群体当中名副其实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一个比任何神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而易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它们控制之下的大脑，也从未实施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始人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激发了群众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幸福，并且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付出生命。在任何时代，情况都是如此。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恰当地指出，罗马帝国并不是由军力所维持的，而是它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正确地写道：“一个被公众所深恶痛绝的统治形式，竟然能够维持长达五个世纪之久，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帝国的30个军团竟能令1亿人卑躬屈膝，这实在是令人感到费解。”那些人服从的原因是，帝王是伟大的罗马的人格化象征，他被全体人民当作神来崇拜。在他所掌控的领土之内，即使是最小的城镇也会有供奉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一边到另一边，你能够看到一个新式宗教的崛起，它的神就是帝王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很多年里，以60座城市为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兴建了同里昂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用来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寺庙……其祭祀由联合在一起的高卢城市推选出来，他是在他们当地非常重要的名流……将一切都归咎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个国家的人不可能全都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不是那些侍臣，而是罗马，而且不仅仅是罗马，还包括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现在，绝大多数操控人们大脑的伟大人物，都不再拥有祭坛，但是他们拥有自己的雕像，或是在他们的崇拜者手中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目标的崇拜行为，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前辈。只有通过全面探究群体心理学这一基本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历史哲学。群体在需要任何事物之前，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我们不能假定这些仅仅只是过去时代的传说，已经被理性的论证完全消除了。感情在同理性进行永恒的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失败过。群体不再能听到神或宗教这种词，过去，他们已经被这些词语奴役了太长的时间。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内，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众多的迷恋对象，而且以前的神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用以供奉他们祭坛。近些年来，那些研究过公众运动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名义下，群体的宗教本能的苏醒是多么容易。在任何一个乡村的酒馆里，都摆放着英雄的画像。他因为铲除了所有的不公正和邪恶，而受到群体的爱戴，成百上千的人会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倘若他的个性能够和他传奇般的名誉处在同一水平线的话，那么他在历史上就会占据重要的地位。

    因此，断言宗教对于群众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一看法纯属毫无用处的老生常谈，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只有采取宗教的形式才能在群体里面站稳脚跟，这种宗教形式能够排除危险的争论。如果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的观点，那么这种信仰就会展现出宗教情感里面全部偏执的热情，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崇拜。小众的实证主义派别的革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证据。将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位深刻思想家的鼎鼎大名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者，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将会很快发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某一天，他受到了理性光芒的启发，撕毁了小礼拜堂祭坛上的神和圣人的画像，吹熄了蜡烛，立即用无神论的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的作品替代了那些被毁掉的物品，然后他很虔诚地重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转变，但是我们能否深信不疑地说，他的宗教感情也变了吗？

    我要在这里重申一遍，十分重要的事件并不能被人们理解，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用的宗教形式。对于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需要着眼于心理学的角度，而不是自然主义的角度。历史学家泰纳只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研究过法国大革命，历史事件的真正本质往往会脱离他的视线。他对事实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但是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需求来看，他并不是总能追寻到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残暴、反常和凶猛的一面震慑了他，但是他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极少能看到还有一群疯狂的野蛮人为所欲为，对自己的本能完全不加克制。大革命的暴力，它的大肆屠杀，它对信息散播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只有在意识到这场大革命不过是建立在群众中的一种全新的宗教信仰，人们才能对它做出恰当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属于一种完全相同的现象，这些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发的群众所为，只要是拥有这种感情的人，都一定会用烈火和刀剑无情地打击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方法，是所有具有真诚和坚定信念的人所采用的方法。倘若他们寻求其他的方法，他们的信念就不该获得这样的评语了。

    历史剧变同我之前所援引过的事例非常相似，只有当群众的灵魂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就算是最为绝对的暴君也不能令它产生。当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们对群体心理表现得和君主们一样无知。这种命令的执行只能通过群体的灵魂来实现。最为专横的君主的最绝对的力量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加速或者拖慢它们显露的时间而已。圣巴托洛缪惨案或是法国的宗教战争不仅仅是国王们所为，就好比恐怖统治并不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在这些历史事件的最深层，总会发现在起作用的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的灵魂。